上海，那些不得不说的乒乓传说

起源

上海是我国乒乓球运动的发源地。至于乒乓球运动怎么传到上海的？至今有两种传说。

一说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上海四马路(今福州路)文具店老板王道平到日本采购文具时，看到日本人打乒乓，觉得很有意思，并且设备简单，易于推广，适合在男女老少中开展，便从日本购回一些乒乓器材在店内销售。为了打开销路，王老板在店堂内组织了一次示范表演，请一些中国学生及上海青年会的人来观摩，他边示范边讲解，以吸引顾客。这样，乒乓运动就在店堂广告中传开。

另一种说法是上世纪初由旅沪的日侨传来的，先在虹口一带日本人开的工厂、学校里开展，民国初年才传到上海人手里。这两种传说，说法不一，但乒乓球是从日本传入上海这一点都是一致的。上海是乒乓球运动的发源地也是毫无疑义的。

第一次正式的乒乓球赛

1916年，上海基督教青年会体育部首先开设乒乓球房，有球台9张，供资本家和有钱的大学生等少数人玩，一般市民不得入内。不久，这项简便有趣的活动就在一些中小学生中盛行。

当时的球拍比较简陋，最初用红木薄片制成，椭圆形，长柄，分量很轻，为了减弱球拍对球的扇动力，球拍上钻有16个小孔。不久就有夹板球拍出现。起初，用球大多是洋货，如美国的HITSON牌和日本的PA牌，国货有“大马牌”，但质量较差，采用者不多。

到1918年前，上海已出现了一些乒乓队。为了加强各乒乓队的联络，一些热心乒乓球运动者于1918年3月成立了上海中华乒乓联合会，会址设于上海中华俭德会内。中国乒乓球运动进入了有组织的推动发展阶段。

不久，该会组建“中国台球研究会”，吸收会员，开展乒乓技术的研究，促进乒乓活动的规范化。那时，上海乒乓队也络绎出现，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华一”队、“圣约翰大学”队、“中国台球研究会”队等。

1923年，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日本青年会日校和上海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日校举办了乒乓球联赛，这是上海有记载的最早的乒乓球赛，也是中国有组织的乒乓球赛的开始。

次年，中华乒乓球联合会举办了上海市第一届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因参赛队多，分11个组预赛，最后由台球研究会夺得冠军。

1926年，上海出现中国人投资经营的乒乓球器具厂，其中以“中国乒乓球公司”规模较大，厂主王一。该厂出产的乒乓球不下十余种，有连环、盾牌、统一、彪马牌等等，其中连环牌质量最佳，曾一度被采用为当时远东运动会与中日乒乓赛的比赛用球。

始于“秋山”——中日间的较量

1925年3月7日，上海举行了“秋山杯”乒乓球赛，参赛者为中日两队，日方为旅沪日本人组成的日本侨联队。因由日商三菱洋行提供奖杯，故以洋行董事长秋山的名字命名。这是上海最早的杯赛，也是我国选手第一次参加国际乒乓球赛，还是中日乒乓选手第一次对抗。

“秋山杯”规定连胜三届可永久保留银杯。比赛轮流在日侨俱乐部和精武体育会进行。上海中华队以青年会队为骨干。1927年夏，第6届“秋山杯”比赛在四川路中国青年会健身房举行，中华队以8︰3获胜，已是连续3次胜利，“秋山杯”由中华队永久保留。秋山原想借杯赛炫耀日本乒乓运动的实力，不料事与愿违，不肯再资助杯赛，于是“秋山杯”赛不再举行。

日本侨民队在“秋山杯”赛中败给上海中华队后，日本乒乓球界很是惊讶。1927年春天，日本乒乓球联合会邀请中华乒乓球队到大阪访问，这是上海乒坛史上的第一次出国比赛。

出国前，中华乒乓联合会张榜选贤，进行了一个多月的选拔赛，最后选出张永祁(光华大学学生)、李传书(光华附中学生)、金季明(交大学生)、林泽民(光华大学学生)、黄祥发(店员)等组成中华队。中华队在大阪比赛6场，以4胜2负战绩凯旋归国，受到上海乒乓界热烈欢迎，《新闻日报》还发了标题为《中华乒乓队奏凯回国》的特讯。

1930年5月，第9届远东运动会在东京举行，中华乒乓球队队员全由上海选手组成。由于出国经费等问题，中华队经过三天三夜才抵达日本，第二天即投入比赛。由于舟车劳顿，中华队不敌日本队。

运动会结束后，中华队在日本进行了9场友谊赛，获得全胜，对方9个队都是日本名队。

乒乓球规则的产生和演变

20年代之前尚未有统一的乒乓球世界性规则，为了进行中、日乒乓交往，1925年，上海中华乒乓联合长胡铁吾与旅沪日侨乒乓球界代表城户尚夫，在上海联合编制了乒乓球规则，这是中国乒乓球运动的第一本规则。

1927年8月，在上海举行的第8届远东运动会上，中、日乒乓将举行乒乓赛表演。上海中华乒乓联合会与日本大阪桌球联盟会晤，经十余日协商，制订了远东乒乓球规则，亦翻译了刚刚问世的万国规则。

1936年，中国乒乓研究会鉴于中、日合订规则已属陈旧，特参照世界新规则，制定“十平乒乓规则”。这是我国乒乓史上的一个转变。

乒乓杯赛——最便宜的商业广告

由于乒乓球运动设备简单，容易推行，乒乓球被厂商看成是最廉价的活动广告。为此，厂商争先成立球队或组织各种杯赛。

1926年至1930年，由上海通商银行发起的“通商杯”赛是上海最早、规模最大的团体赛。30年代最有影响的杯赛是中华乒乓联合会主办的“联合杯”团体赛。

40年代初，旧上海乒坛进入全盛时期。这个时期上海乒乓球队有数百个，各种杯赛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1940年到1941年见诸报端的就有33种杯赛，参赛队有时多达60多个。更多的是各行业、部门的杯赛，如花旗银行举办“牛惠尔杯”赛，保险业联谊会主办“保联杯”赛，申新纱厂举办“荣宗敬杯”赛等。这些杯赛，一方面促进了上海乒乓活动的发展，另一方面又使上海的乒乓运动逐步走上了商业化轨道。

为了登上“大雅之堂”

30年代，乒乓球运动已从上海发展到香港、广东和台湾等地。虽然发展较快，但却一直被视为“小玩意”，登不上“大雅之堂”，被排斥在旧中国的全运会之外。

为了促使乒乓球运动列入全运会，上海乒乓球界进行了一系列工作。1933年，旧中国第5届全运会在南京举行，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派出邮电队和岭南队赴南京表演，宣传乒乓球运动。

1935年，第6届全运会在上海举行时，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发起成立了中华全国乒乓球协进会，还发起举行第一届全国乒乓球团体锦标赛，有8支队伍参加，结果上海、澳门、江苏并列冠军。优胜队都在全运会上做了表演。

1937年，上海中华乒乓球联合会和中华全国乒乓球协进会联合建议把乒乓球列入全运会，获得第7届全运会筹备组的通过，但由于抗战爆发，第7届全运会流产。一直到1948年，第7届全运会举行时，乒乓球终于成为正式比赛项目，自此，乒乓球才登上了全运会这个“大雅之堂”。在这届全运会上，上海男、女乒乓队双获亚军，中国体育史上第一个乒乓球(男女)冠军分别被台湾队和香港队夺得。

旧上海著名乒乓球队和选手

20年代著名球队有华一、俭德、圣约翰、精武、台球研究会队等，著名乒乓选手有李传书、张永祁、王伯洪、林泽民、金季明、王孟年等，王孟年以后开创了国产乒乓球器材的生产。

30年代，出现许多乒乓社团，如青云乒乓会、晚霞乒乓会、棋步乒乓会等，并有乒乓队数百个，比较著名的有“邮务”、“岭南”、“精武”、“光华”、“青云”等队。乒坛名将有卢仲球、黄祥发、林荣基、邓国富、马廷亮、周善扬、陈振声、沈士英、邹国范、周维新、王惠章、陆修律、骆洪胜等。

40年代，胶皮拍大量使用，技、战术变化多端，强队名将亦层出不穷。如“青云”的陆汉俊、李宗沛、张英，“精武”的王友信、杨开运，“华义”的薛绪初、傅其芳、王久庆，“邮务”的李传书、陆修律、王惠章、李光耀等。

除男运动员以外，上海还涌现了我国第一代乒乓女杰，旧上海乒坛的三“女杰”：林慕容、梁玉杰和郑丽华，尤以林慕容为著，她先后参加“崇德”、“广东”等队，曾代表“广东”队参与男子比赛，是最早参加乒乓比赛的女运动员，曾多次获得30年代全沪女子乒乓锦标赛冠军，1935年出席全运会乒乓表演。

解放前，上海主要的公共乒乓活动场地是位于南市大吉路的“南市公共体育场”，众多乒乓球爱好者在此比赛交流。

抗战时期，南市被毁，活动移至“孤岛”，精武体育会、华联同乐会、青年会、益友社等为公开的乒乓爱好者开放的场所。

另外，乒乓活动开展得好的一些单位，像邮局、银行、学校等的乒乓室，也“以球会友”，半公开地允许外单位的球员活动。

值得一提的是，“二战”期间，上海曾拯救庇护过犹太人，那时大批犹太人避难上海，其中不乏乒乓高手，犹太籍的地飞夫妇，是棋布队的队员，地飞夫人擅削球，能与男子抗衡。

职业球员时代

解放后，上海的乒乓运动进入了一个全盛时期。群众性乒乓球运动蓬勃发展，据统计，1954年全市有乒乓球队4733个，乒乓球台7222张，当年比赛1441次，有4万余人参加。至1955年，乒乓球队增为7264队，乒乓球台8701张，当年比赛1745次，有57766人参加。

1956年，由于政府重视青少年体育运动，把旧上海的跑马厅一角开辟为上海市体育宫，首先投入使用的便是三楼的乒乓房，该房地处市中心，场地十分宽敞，能放上十几张乒乓球台，成了当时上海第一流的乒乓房。

为了培养青少年，体育宫就利用这个场地，搞起了少年乒乓球业余训练。这是上海最早的业余训练。当时的教练是陆汉俊、李宗沛、戴龙珠、李桐芳等。

1957年春，体育宫乒乓球训练班成为业余体校的项目之一，向全市招生，训练逐渐趋向正规，但物质条件较差，运动员每次训练的营养费只有一角钱(在训练中间休息时吃一块糕点)。球鞋自备，球拍上粘得是从中央商场买来的土制海绵(当时上海还没有生产海绵球拍的工厂)。

训练班曾培养出一批成绩较好的乒乓球运动员，徐寅生、李富荣、郑敏之、屠汉刚、余长春、华正德、丁树德、姚振绪、林秀英、王家麟、余永年、蒋时祥、何适钧、陈家庆、陆名通等都曾在这训练过。

业余训练班迅速发展，专业队员逐渐取代职工球员，上海的乒乓球逐步进入职业球员时代。1958年，市体委组成乒乓球专业队。1959年10月，市青少年体育学校成立，内设有乒乓球队。 

1959年11月，团中央通知，在全国青少年中广泛组织乒乓球竞赛活动。当月，上海市各报社和电台联合举办了万人乒乓球竞赛。群众性乒乓球运动得到迅速开展，从街道到里弄，到处可看到拍乒乓球的学生。由于普及面很广，在群众中涌现了不少很有前途的苗子。

60年代，群众性乒乓球运动非常活跃，区县级运动队保持在40个以上，基层运动队数以千计，每年层层举办乒乓球比赛，据1964年统计，区县组织乒乓球赛达662次，有5.3万人参赛。每年各级体委批准的等级运动员数以千计，如1962年批准一至三级乒乓球运动员1747名，1963年批准2206名，1964年批准1167名。这一段时期是上海乒乓球运动的鼎盛时期。由于上海乒乓球成绩突出，向国家输送的人才众多，因此上海被誉为“中国乒乓球运动的摇篮”。

“文化大革命”时期，上海的乒乓球训练基本停顿。1971年8月，日本少年乒乓球队访华，在上海比赛4场，以36比0击败上海少年队，这是上海体育史上从未有过的惨败。而在基层，港务和邮电等职工还在照常训练，在埠际的职工比赛中还能保持优势。

1973年，上海市乒乓球队恢复训练，吸收部分新手，但实力已远不如“文化大革命”之前。

参考文献《上海体育志》、《上海体育史话》